「執著」似乎是梁家的一種傳統，從清末一直到現在，梁家的三代人都活躍在中國的社會舞台之上，他們各有側重，也各有各的堅持。
在具體的選擇上，三代人各有不同，不過他們從來沒有「循規蹈矩」的意思，這從梁從誡的試卷上也能看出。
梁從誡的祖父是梁啟超先生，他是晚清的重要人物，為國家命運奔走呼號，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筆。
而他的父母也是民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建筑學大師，父親為梁思成，而母親為林徽因。
生活在這樣的家庭，父母對他有著更高的要求也是理所應當，可他出生在戰亂年間，那種要求，也和時局有著很大的關系。
北京宅院中的童年，也是梁從誡最為舒適的時光，那里讓他非常留戀。
好景不長，當日本侵略者逼近北平的時候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只能放棄家產向南躲避戰亂。
而梁從誡談及到這段歷史的時候，表現得也更加像一位詩人，他說：「我似乎和8月很有緣分，出生的時候是在8月，隨父母逃出北平的時候也是在8月，抗戰勝利后重返北平同樣是在8月。」
父母的教育，和周圍的孩子也形成了很大的區別，那段日子，也是梁家最為窘迫的時刻，再加上林徽因得了重病，一家人的生活更是非常艱難，可他們絲毫沒有放棄對梁從誡的教導，希望他未來能夠做成一番事業。
面對如此悲哀的現實，梁思成依舊保持著積極樂觀的情緒。
有時候，他和孩子們開玩笑，還是會說：「把這只手表‘紅燒’了，把那件衣服‘清燉’了。」
此時的梁思成，早已在建筑學界嶄露頭角，很多遠在美國的朋友想要邀請他的家庭共同奔赴異國他鄉，可他卻說：「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，我不能離開，我可以死在刺刀或炸彈下，但也必須死在祖國的土地上。」
這也給梁從誡有了很深的啟迪，而林徽因也同樣非常尊重丈夫的選擇。
梁從誡也認為，母親對他的影響主要包括三點。
其一是做人實在，不要裝腔作勢；其二是永遠要對民族和國家保持熱忱；其三，知識分子要有社會責任感。
而這些，梁從誡從父母的實際做法中，也能感同身受。
梁思成并沒有因為戰亂而中斷自己的事業，在輾轉的過程中，他還是撰寫出了 《圖像中國建筑史》整本書，那會他的脊椎病也經常發作，疼的時候想要畫出一張圖紙都格外困難，可他還是想到了一個很好的辦法。
在俯下身子的時候，將下巴掏出來立在一個小花瓶上用來支撐頭部，這樣也能減少脊柱承擔的壓力。
一家人終于在1946年才能返回北平，回來后的林徽因開始在清華大學設計住宅，同時還承擔了很多設計任務。
1947年，梁思成應邀前往美國講學，并帶去了文稿，希望能夠在美國出版。
可這個階段，妻子林徽因的疾病正慢慢加劇，兒子梁從誡也漸漸成長，這也使得梁思成不得不提前返回中國。
梁從誡的成長歷程是曲折的，可林徽因在承擔教育孩子的重任時，同樣非常在意細節。
可能是人的發展真的和基因有關，梁從誡一直以來也表現出了驚人的繪畫天賦，因此，林徽因也能夠正好以此為基礎，教會了孩子很多建筑學的知識，并希望他也可以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。
梁從誡學習到的內容越來越多，他也知道父母的不易，因此，在學習的過程中，他從來沒有和父母抱怨什麼。
按照林徽因的設想，兒子能成才應該沒有問題。
新中國成立之后，梁思成在清華大學擔任起了教授和建筑系主任，也同樣是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的副主任，林徽因希望兒子能夠和父親做一樣的事業。
結果，當1950年梁思成的考試成績出來，卻讓林徽因大吃一驚，梁從誡僅僅以2分之差和清華建筑系失之交臂。
這樣的結果，令林徽因感覺非常意外，按照兒子的水平，考上清華應該完全不成問題，可那幾分，到底差在了哪里？
為此，她也希望能夠重查試卷，看看有沒有弄錯的情況。
可當她打開了梁從誡的試卷后，上面的11個字顯得格外醒目：我不喜歡建筑，我喜歡歷史。
生氣之余，林徽因就漸漸想通了，過去她總是在安排著梁從誡的人生，忽視了梁從誡到底喜歡什麼，可強扭的瓜不甜，自己還是應該遵循兒子內心的聲音。
回到家后，她和梁從誡好好談了一次心，并且鼓勵他去報考北京大學的歷史系。
這下，梁從誡終于能夠安心地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向了，他順利考入了北大，學習了自己所熱愛的歷史專業。
之后的梁從誡，就徹底告別了父母的光環，走上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路。
北大畢業之后，梁從誡前往云南任教，調回北京之后在一家研究所工作，後來又被發配到江西，直到70年代末才重新返回北京。
按理說，梁從誡沒有選擇而選擇歷史，在那樣強大的家族背景下也應「光芒萬丈」，實則不然，他在後來突然「劍走偏鋒」，選擇了環保這一在當時非常超前的課題。
有人說他是「不務正業」，可對于這些聲音，他卻總是一笑了之。
這樣的選擇，也和他從北大畢業后的一些事情有關，1955年林徽因病逝，1972年梁思成病逝。
此后的梁從誡，也開始努力找尋著自己人生的方向。
1978年回京之后，梁從誡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，那會他的文化學識放在全國也是頂尖的，美國大百科全書訪華團來了之后，也是由梁從誡從事翻譯工作。
不過，這樣穩定的生活，梁從誡并沒有堅持太久。
很快他就辭去了公職，在「文化書院」擔任導師。
一次偶然的機會，他收到了一位環保學者的投稿，文章尖銳指出：很多在發展過程中的中國鄉鎮企業，為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提供了一條出路，不過，這也成為了對后世影響巨大的分散污染源。
那會，國內對于環保的體系并不完善，相關的思考也基本是空缺的，從收到了這一篇投稿以后，梁從誡就陷入了思考，因為他從這篇投稿中，也看出了中國存在的巨大環境污染隱患。
不過，梁從誡的人生似乎總是在做選擇，他也不是那種「理論學者」，想到了什麼，也總想著要去投身于實踐。
1993年，梁從誡從親戚那里借來了300元，在「中國文化書院」之下 注冊成立了「綠色文化分院」。
可以說，這也是中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，被稱為「自然之友」。
梁從誡的夫人方晶晶女士也受到了丈夫的環保思想影響，成為了「自然之友」中的第一位會員。
梁家胡同中的一個小小的會客廳，也成為了「自然之友」的辦公室。
因為選擇了辭職，梁從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收入，為了能讓「自然之友」
「自然之友」成立后，很多人慕名而來，梁從誡希望大家之是真的擁護環保事業，因此，他定下的第一條規則就是：身體力行。
于是，梁從誡的朋友們就會看到一種非常「奇怪」的景象。
梁從誡每天出門的時候都會帶上一個大布袋，里面是用了幾年的筷子和勺子，而且，在外吃飯的時候，他從來不會使用餐巾紙，擦嘴的時候都會使用一塊發了黃的舊手帕。
當時還有很多不理解的人感慨：明明是名門之后，怎麼活成了這番寒酸的模樣。
不僅如此，梁從誡的發言，總會讓一些企業家和官員面紅耳赤，因為這些原因，梁從誡也漸漸不被待見。
比如在1999年，上海全球500強財富論壇召開，各個經濟巨頭紛紛侃侃而談，將他們的未來構思全部和盤托出，可梁從誡卻鐵青著臉面對所有人說：「你們想過承擔責任沒有？你們都很高端，留給我們的只有煙熏火燎的污染。
當他來到海南的時候，當地的官員前來接待，還夸贊海南的環境很好，可梁從誡卻非常「不合時宜」的將剛撿起來的一袋子垃圾丟到對方面前。
有朋友問道：「你為何選擇一條似乎與建筑、歷史乃至編輯工作完全不相干的道路呢？」
他回答道：「那時，由于身邊的一切都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，‘新生事物’正在被各界贊揚，而它的反面卻沒有太多人會關注到，污染問題對我造成了很大的震動，從那以后，就開始關注起中國的環境問題。」
不過，那個時候的梁從誡還沒有意識到環保問題會如此復雜，他也說過：「要是早知道這麼麻煩，會遇到這麼多的困難，恐怕一開始就很難去下定決心了。」
之后的很多年時間里，梁從誡東奔西走，為促進中國的環保事業發出吶喊。
由于他持之以恒的行為，也先后獲得了「亞洲環境獎」、「地球獎」等等榮譽，以及「影響中國的50位公共知識分子」之一等等。
在很多人的眼中，梁從誡的一生都極為灑脫。
他的名片，似乎是印在廢紙上的，那張紙還有點像小學生的橫格作業本，上面也同樣印著他的頭銜：「自然之友」會長、全國政協常委、歷史學教授等等。
他平時外出，依靠的就是一輛腳踏車。
那輛腳踏車十分破舊，有一次他因當選了政協委員前去報道，門衛都以為他不是前來開會的，還將他攔在門外。
梁從誡也從來沒有作秀的意思，他的一生都是如此，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了。
有人問到原因，他的回答是：「騎腳踏車不僅方便而且對身體好，除此以外，自己也提倡少坐或者不坐汽車，所以更要堅持帶頭去騎腳踏車。
梁從誡的這些思想，也受到了金岳霖先生的影響。
赫赫有名的哲學家金岳霖先生由于對林徽因愛得深刻，因此終生未娶，他的家，也距離梁家不遠。
在那些年里，金岳霖一直將梁從誡當成自己的兒子來看待，而梁從誡夫婦也對金岳霖先生格外敬重。
金岳霖在住院期間，家中的雜事全部都是梁從誡夫婦處理的，如果需要醫院簽字的話，簽上去的也都是梁從誡的名字。
後來隨著金岳霖的年齡越來越大，他也希望梁從誡夫婦能搬來一起住。
可梁從誡覺得金岳霖的房子太大，擔心別人說閑話，就始終都沒有答應下來，他寧愿每天多跑幾趟。
結果，有一次金岳霖外出開會，單位的車將金岳霖送到了樓下，體弱的金岳霖甚至都沒有力氣爬樓，後來被鄰居發現才幫忙扶上去的，鄰居還專門找到了梁從誡并批評了他，認為他必須要搬過來照顧金先生，事已至此，兩家也就合為一家了。
金岳霖先生去世之后，梁從誡夫婦料理了全部后事，最終，金岳霖被安葬在八寶山公墓，和梁思成、林徽因再度當了「鄰居」。
從梁從誡的人生選擇中，總能看出他不羈的一面。
不過，熟悉梁從誡的人也能感覺到，他是一個性情十分溫和的人，臉上也總是掛著笑容。
央視曾經做過一檔節目，是關于古跡的「拆」和「保」的問題，梁從誡就作為特邀嘉賓來到了現場。
大家唇槍舌劍，爭論不止，梁從誡是屬于「保」的那一方，在面對駁斥的時候，梁從誡依舊面掛微笑，波瀾不驚，堅持著自己的信念。
2010年，梁從誡先生去世，有人評價道：人們會記住他，他是著名的學者和堅定的環保斗士，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。
